解讀台灣地方創生政策,讓行動數據成為推動幫手,打造精準公共治理

人口結構改變、區域發展失衡等原因,催生出地方創生計畫,現階段的推動也以吸引關係人口、移動人口,振興地方經濟、帶動地方活絡為策略與方法。然而該如何詮釋努力成果並設定目標?從數據治理角度解讀台灣地方創生政策,讓行動數據成為政策推動的幫手。

解讀台灣地方創生政策,讓行動數據成為推動幫手,打造精準公共治理

我不是人口統計專家,但我是一個數據治理的信仰者。地方創生的政策緣起有一部分來自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。從二○一七年開始規劃這項政策後,我一直追蹤人口統計資料的發布並關心其解讀。

二○二四年元月十日,內政部公布二○二三年的人口統計,各媒體內容幾乎都有這句話:「終止二○二○年以來連續三年人口數負成長」,台灣的總人口數來到二三四二萬四四二人。

看到這個訊息,第一時間還蠻開心的,但接下來就覺得不可思議,因為我每個月追縱的出生人數顯然都遠低於死亡人數,但怎麼會累加到全年,突然從負轉正,較二○二二年增加十五萬五八○二人,媒體還做了算術說,平均每天增加四二六‧八五人。

面對台灣人口結構的實相

仔細看下去才發現,二○二三年的「人口自然增加人數」(出生減去死亡)是「負的六萬九七九七人」,但「人口社會增加人數」(遷入減去遷出)是「正的二十二萬五五九九人」,自然增加與社會增加的差額是「正數」。乍看標題好像沒有錯,但台灣連續四年「生不如死」的趨勢,一樣沒有改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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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二三年台灣人口出生數不及死亡數,連續四年「生不如死」,邁向高齡化社會,鄉村面臨更嚴重的老化問題。(攝影:羅正傑)

那麼社會增加人數哪裡來?疫情期間旅外國人「被除籍」,在疫情解封後,許多權益必須回復(特別是健保資格),所以再遷入的結果,讓社會增加的幅度變大。

我認為二○二一與二○二二年的人口數拜疫情之賜,所呈現的數字意義不大,合理解讀台灣人口是否處於一個向下滑落的趨勢,應看二○二○年疫情剛起及二○二三年疫情解封的比較,確實三年內我們減少了十四萬餘人。

因為出生率持續探底、老化速度加快及人口紅利的提早結束,國家的整體資源應如何重新分配、國土的均衡發展政策應如何重新思維,才能維持台灣的競爭力,才是國安隱憂及應直球對決的議題。

當戶籍及常住人口在短期內很難期待有突破性的增加時,地方創生所要打造的區域均衡發展,讓人口回流及不外流的島內移動就變得格外重要。如何吸引關係人口、移動人口,讓他們挹注及振興地方的經濟、帶動地方活絡,就是現階段台灣推動地方創生所需要的策略與方法。但要如何詮釋我們努力的成果並設定目標呢?(延伸閱讀:疫情助攻下的流動之島,從關係人口到二地居,實踐不只一地的生活想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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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創生要打造區域均衡發展,讓人口回流到地方、且不外流的島內移動,就變得格外重要。(攝影:羅正傑)

數據治理的挑戰

常見在企業管理上發揮正面且積極功能的關鍵績效指標─KPI(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),如果移植至公部門,會水土不服還是可以彌補政府不足?過去中央政府的預算與施政計畫,曾引進KPI的量化指標,最後多半流於形式,仔細研究,公務員閉門造車所定的指標,既不K,也不P,更不是I,許多公務員擔心KPI量化難以達標,會影響考績或要提出說明,不明就裡地普設低標,最後發現,所有達成率都超過百分之百。這種為KPI而KPI的結果,不但增加行政成本,也增加行政負擔,多半是做白工,又沒有辦法說明施政的品質。

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,涵蓋面廣,這些職能多半難以量化,換言之,政府施政的效能與效率判定不能只仰賴KPI這項工具。

五年過去了,如何展現台灣推動地方創生的成果或設定KPI?公部門的態度有何改變?我一直很關注。(延伸閱讀:台灣地方創生|第一個五年的回顧與反思,創生政策如何更好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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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生目標該怎麼設定?

二○二四年二月一日行政院院會通過「打造永續共好地方創生計畫(2025-2028)」,並在網站上發布訊息,簡報其中有五個數字引起我的好奇:建立關係人口二十三萬人次、促進青年留鄉/返鄉一‧一萬人次、增加工作機會一‧二萬人次、促進觀光人潮七四六萬人次,提升地方整體營收二十億元。

首先,這五項指標設定的理由與內涵代表什麼?其次是公開資訊中沒有說明計算的基礎、標準,因此無法得知這些數字代表的意義。這究竟是二‧○版的成果還是三‧○版的KPI?如果是前者,我想知道「人次」如何計算?

陳美伶認為,包括觀光人潮的人次計算等指標,政府公開資訊應說明計算基礎、標準,才能了解其中代表意義。(攝影:陳建豪)

院會後媒體報導的重點有二,一是未來四年行政院拍板投入六十億預算推動地方創生,二是將促進一·三萬青年在家鄉打拚。林林總總的數字,除了預算部分可以理解是為了編列下年度總預算案必須先卡位外,其他數字都讓我有點摸不著頭緒,究竟指的是預期執行率還是期望指標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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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九年啟動台灣地方創生計畫時,之所以不設KPI,倒不是怕設定的太高調或被批評不專業,而是這個必須長期做、動態調整的政策,橫跨各部會的施政計畫,本來就受限於許多主客觀因素,又有縣市政府的配合和地方發展的綜合面向要考慮。如果沒有採取科學基準的評估指標作為根據,寧可先以均衡發展為目標,秉持努力做、不間斷的務實精神,是我對地方創生推動的基本態度。

讓行動數據成為政策推動的幫手

科技的進步早就把我們帶入行動數據的時代。數據是新能源、新資產,數據新經濟不只用於企業、科學研究,公部門如果要精準公共治理就不該忽略數據的功能與效用。

地方創生的推動不是靜態的,它需要人流、物流的海量數據作依據,縮短期程來調整商業模式、人才招募的策略。績效的評估更需要設定許多節點和標準,給予最適切的價值論述,才能符合永續發展的需求與成本最小化、效益極大化的目標。我們期待,公部門多把資源挹注在開發數據治理的工具,並且公開資訊,讓相關利害關係人得以運用。每一分預算都用在刀口上,減少經常性打水漂的補助,讓地方團隊能盡速斷奶,自力更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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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本文同步刊登於微笑台灣2024春季號《行水路》,非經同意請勿轉載。

責任編輯:沈若瑄
核稿編輯:李佩書

陳美伶

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,現任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董事長、台灣區塊鏈大聯盟總召集人。
曾任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、行政院秘書長、台南市政府秘書長等職。在國發會主委任內,全力扶植新創,推動台灣地方創生,鼓勵人口回流、不外流,被譽為台灣地方創生教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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